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每年發布的三幅“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”，向來是兩岸關係當中一個重要的風向標，屢屢受到兩岸觀察家們的重視，媒體更是不會錯過。而2020年7月3日公佈的最新民調中，最受矚目的是台灣人認同、偏向台獨立場（維持現狀後獨立），以及民進黨支持度，紛紛創下1990年代初開始調查以來的歷史新高，依序達67%、27.7%以及36.8%。

對於最新的調查結果，台行政院長蘇貞昌評論台灣人認同為“天經地義”。被稱為“台獨理論大師”的林濁水也於7月6日投書台媒《自由時報》，稱李登輝與民進黨的《台獨黨綱》扮演了“建國思想傳播者”（Nationalism Carrier）的角色，在1990年代以降不斷發揮“正向傳播效能”，使“台灣人認同”達到如今的高點；並認為這個趨勢已是“單行道”，指出“民意結構和趨勢如此，價值觀、國族認同再不調整的話，國民黨和民眾黨未來只有更趨沒落而已”。

十年內兩次趨勢反轉

實際上，不論是蘇貞昌“天經地義”，或者是林濁水“建國思想傳播者”的說法，都沒有註意到，光是2010年代以降，台灣“重要政治態度”民意就歷經了兩個反轉點。所以與其說認同的轉變受《台獨黨綱》輻射、視之為歷史結構之宿命，不如說是歷史無常數，當然也包括了政黨的人為操作。

台灣人政治態度2010年以來的兩次趨勢反轉，2014年、2019年是兩個分水嶺。2014年以前台灣人認同、偏獨立者、民進黨支持度持續上升；2014年到2018年則發生第一次趨勢反轉，中國人認同、偏統一者持續上升，國民黨支持度也回升；其後2019年發生第二次趨勢反轉，台灣人認同、偏獨立者，以及民進黨支持度均創下調查以來的新高。

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上述政治態度的兩次反轉？從兩次反轉的時間點來分析，主要影響因素顯然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，與2019年兩岸當局爭吵“一國兩制”，以及隨之而來的香港反修例運動。而2020年的趨勢加固，則與新冠肺炎疫情有關。

然而，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爆發並不是民進黨主導，香港2019年反修例示威也不是，關於外部因素影響台灣人的政治態度，其實早有先例。最著名的例子是1994年台灣旅客在浙江省杭州千島湖遭集體殺害後，台灣人認同首次突破20%並開始大幅上升，同時中國人認同比例則不斷向下，兩年內由26.2%跌到17.6%；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也有這種效果。

至於2010年代幾個事件比較下來，與其從勝選的結果回推“民進黨引領時代潮流”，不如說民進黨精於從事件中汲取養分。如太陽花學運帶來的認同反轉，起初主軸是反對“黑箱”決策以及自由貿易協議導致分配不公，而後質變成為反中運動，助推民進黨2014年“九合一”與2016年總統接連勝選。

2019年的反轉則源於2018年九合一選舉結束後，兩岸官方對抗程度迅速拉高，再加上香港示威影響，民進黨豎立“抗中保台撐香港”大選主軸、痛打國民黨的兩岸論述，並贏得史上最高票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讓台灣人對兩岸緊密往來的恐懼再度放大，一紙政令讓兩岸隔絕後，反轉的趨勢得到加固。

“台灣”與“中國”定義不清

除了十年內兩次反轉，受到來自於外部且“非民進黨因素”影響之外，台灣人認同變化幅度劇烈，其實也跟問卷題目不曾清楚定義概念有關。究竟什麼是“中國人”、什麼是“台灣人”？什麼是“統一”、什麼又是“獨立”？30年來物換星移，這些概念在台灣人心中或許早已見山不是山，所以儘管表面上施測的名詞始終如一，但內涵恐難一概而論。

如果概念定義清楚，則長年追踪調查的可參考性就更高。舉個例子，香港民意研究所（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）長年追踪香港市民的認同變化，使用的概念相較之下即精確許多。比如身分認同上，問卷提供的選項包含“香港人”、“中國人”、“香港的中國人”、“中國的香港人”，由此還會計算出“混和認同”（後兩者）以及“泛中國人”、“泛香港人”的比例。另外，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設計的問卷，選項則分別為“香港人”、“中國人”、“系香港人，但都係中國人”、“系中國人，但都係香港人”等四種，與香港民意研究所一樣，都不是使用單純的二分法。

香港調查機構使用的定義方式，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精確捕捉不同認同間微小差距的位移過程，比如“中國的香港人”與“香港的中國人”這兩個選項在政治大學的台灣認同調查里，僅有一個“中國人/台灣人都是”可選。但1997年迄今，前兩者在香港的變化幅度非常劇烈，這在政大選研中心民調中，卻是無法展現的重要且細膩的變化。

在台灣尤為複雜的是“中國”概念，除了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或“中華民國”外，也早就有政治人物提出“憲法一中”、“文化中國”等多樣性的“中國”認同，這又比香港要來得更為難以估測。同時，問卷概念的僵化，也使“中國”概念內在意涵的變化無法在長時段的民調中反映出來，比如1992年選答“中國人”的台灣民眾，在2020年看到的“中國人”，內涵很可能已經不同。

“沒有人要為認同而道歉”

即使定義不夠明確是台灣民調問卷的陳年問題，但台灣2010年代的趨勢兩度反轉，仍可知認同與政治立場是可以不斷變化的。“台灣人認同”、“偏向台獨”並非綠營人士所謂“天經地義”或“建國思想傳播者”奏效，更不能忽略認同受到強烈外部環境與特定事件所牽引。

如今，台灣的政治正確儼然處處以“台灣”為尊，視“中國”如寇讎，外交部臉書粉專大頭貼圖像甚至把“REPUBLIC OF CHINA”抹去、改為“TAIWAN”（外交部事後稱許為“小編創意”）。其他政府機關也常帶有敵意地稱對岸為“中國”，疫情期間更是充滿“中國/武漢肺炎”這樣的詞彙，這一切都不僅構成了“中國”概念的進一步“他者化”，也讓“中國”認同者面臨更大的壓力，不敢公然表態。

回顧2016年、2020年連續兩次的總統大選與立法院選舉，民進黨都勝選，固然也從過程中得到強力的正當性，但是在身分認同與統獨立場的相關政策實踐上，卻也是今非昔比。2016年蔡英文說“只要我當總統一天，我會努力，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”；但在2019年以降的“民主防護網”不斷構建過程中，未來蔡英文是否還可能會“努力”？或者，在行政院長蘇貞昌最喜歡說的“剛好而已”口頭禪後，如何保障政治信仰與認同的自由？這些或許是社會在關注台灣人認同創新高時，應該思考的面向，不會也不該又是一場“歷史終結”。